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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主编  贺春兰

    我希望跟大家谈谈舆论，为什么？因为教育和传媒的关系，如果不是到非常时刻，我知道你们大家是不会关注的。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官本位的时候，大概在你们的县市里传媒是能够被政府控制的，所以你不大关注。只有在特殊事情的情况下，那就是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如果在你身边发生了你会非常关注。大概近五年内网媒报道的发生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很多。那么群众性事件就是老百姓要说话没地方说，干吗？我制造非常大的一个声势，然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给政府施压，舆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舆论背后的机理，没准明天就发生在你身边，你怎么应对，你平时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这个报纸非常特殊，处在人民政协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上，所以我虽然学教育，但是我基本上穿梭在各类人群中。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市场经济已经让我们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或者说在座的各位可能对这种变化意识还不是很深。那么你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没有跟上，最后你就会被动。这种变化发生在哪里？市场经济的推动使得中国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个是社会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已经不是一回事。原来我们是国家高度控制，每个人都是单位人，不能自由流动，大家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知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国家政治文明从上到下的建设，下来有私有财产保护法，现在可以自由流动。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和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是两个概念，所以你所代表公共政策的执行一定要考虑你政府只是公共利益中的一块，甚至还有个人、群体之间利益的差别，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看得非常明显。比如就近入学这个政策，就近入学已经在义务教育法里做了规定。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实中老百姓还是大把地掏钱给孩子做选择。所以我们说国家所追求的利益，或者政府所代表的出于民族长远的利益和老百姓的现实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在中国的土壤上不能择校那我们就到国外去，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现象。所以今天是一个充满利益竞争和冲突的社会，中国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场。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制订政策和推动政策时有没有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这会牵扯到政策制订和影响的。
    我们看到利益群体在竞争、在分化、在冲突，他们会因为政策的诉求参与进来，政策就是对你们县的教育资源做分配。那么好，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推动，还使媒体发生了变化，媒体已经是一个给中国文化做很大贡献的产业群体。很多人在咒骂媒体，媒体今天就是让你到市场里去游泳，在20年前我们从媒体的管理机制上就开始推动你走向市场，国家不拨款了，包括我所在的人民政协报社，它一年的运营额度一个亿，但是实际上国拨的只有600万。那么媒体变为主体市场之后又会带来什么变化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是让它回归媒体人的专业，为什么？因为市场化之后资金来源必然多元，多元意味着他不再对政府产生那么大的依赖，于是政府对他的管控开始放松。媒体的本性就像学校的本性一样，他要想可持续发展和生存就必须坚持公共利益。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利益就是他自身的利益去推动。因为媒体自身利益的实现是要靠在公共舆论环境中有信誉才能够持续，所以媒体的本性确定了它的市场化之后带来的公共舆论监督能力更强而不是更弱。媒体这几年的转型非常痛苦，因为市场上还没有储备一批优秀的媒体运营人才，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现在已经在改变。我们自己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按照媒体的规律去运营去发展。这样一个背景会使得媒体这样的机构有更强的监督性，更强的对环境监测的功能。你们所讨厌的他去监督你恰恰是媒体的本性所追求的，他就是应该做第三只眼睛来看这个社会还不够纯净的东西。
    我们再看基金会在中国的诞生，青基会是一个公募的基金会，现在私募基金会在中国大量的诞生，私募基金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在美国有一个词叫科学慈善，就是在美国一直有慈善捐助的传统，它的慈善捐助发展到今天是一批精英分子要用钱来影响社会来实现他所认为的社会的美好理想。也就是说他在资助钱的时候是有价值的。在西方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基金会对很多机构都是有影响的，比如大学老师。所以私募基金会的诞生将会使我们国家另外一个群体发育，就是我们说的社团，这种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今天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官方的背景更强一点，很难做这种学术界称之为政策倡导的事情，但是我们诞生了一个完全基于自身利益的组织。那么私募基金会的诞生将会给中国的草根组织提供粮草。我们会说在官方系统之外有一个合作的链条生成。
    还包括学术界，学术界现在也正在分化，原来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大大方方地在体制外生活，他不会觉得说我被谁边缘化了，而且他还非常自豪和骄傲地觉得他没有被运用，他站在百姓一边。那么体制外的这种民间的智库或者体制外知识分子的活跃，加上基金会的活跃，加上媒体的分化，加上人大、政协表达功能越来越强化，就使得中国言论的走向，控制舆论的走向已经变化了。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市场自然萌生的结果，其实也是20年来我们国家从上而下的政治文明建设的结果。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我通过研究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有恢复，包括最近提出的让公民有序参与，这个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伴随着这种理念的提出我们会看到，比如我们对听政的一系列文件的建设，国务院颁布的要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的文件，包括我最近又看到民政部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听政，关于让公众参与，包括国家环保总局也在2006年颁布了公众参与环保的评估这种办法，那是因为在圆明园事件中，外界舆论给了非常大的压力。
    教育可能是有一些特点的领域，它跟老百姓的利益牵扯的非常紧，如果我自己主张某种利益特别会担心我的孩子怎么着。第二个教育很少有突发事件。所以教育的这些问题可能被隐藏得深一些。但是对各位来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引发出来了，你没有办法再像以前控制。所以我的朋友我问他你重视媒体关系吗？他说我不重视，媒体的报道除非引起我上级领导的重视我才去关注。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政府这个系统之外，民间的社会正在发育，我们学术界称它为公民社会。被你们称之为特别挠头的那些上访专业户可能在研究民主、政治这些学者的眼睛里，他们是一批有公民意识的人，因为他敢于去维权。所以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浪潮，因为市场的侵蚀，因为行政管理被大家的诟病，所以大家希望有另外一种力量，就是公民积极参与的力量。我们国家从执政党来看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而且积极在回应，包括对媒体关系。
    实际上在非典开始时我们国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软力量的重要意义。后来在两会全面地对媒体开放，因为只有开放才能让他更好地了解你。可是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我们大家对这些东西还意识不够。在我们政策制订之前让百姓参与度不够，尤其是利益关系方。第二个我们单向的输出特别多。之前在教育部这个系统也是，我们开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是给一个新闻稿就拿回去登，以我媒体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特别不礼貌，给一个新闻稿给200块钱，我经常用这样的话说，我说你用这点小钱能培养起什么样的传媒精英在你身边呢？事实证明这样的沟通是非常不好的，在后期的政策执行中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所以我想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我们要注意平时建设和传媒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旦发生了危机，支持你和不支持你的会从不同角度做文章。平时就要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在你需要说话时有人可以给你提供平台。
    第二，你们要储备一批意见领袖库。在中国真正关心公共利益的老百姓还非常少，往往出于局部利益来说话。我们知道一个有前瞻性的改革往往是站在这个民族的未来的，所以这种矛盾一定是存在的。这种背景下我们要有意识地储备一批意见领袖库，包括对你县域之外专家的接触。所谓意见领袖就是他有话语权。在你改革进行前、进行中或者进行后都应该进行一点舆论的营造，请专家说话比你自己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价值更大，因为第一他能超脱。第二他能赋予意义。同时要有一个代表，就是你这个政策进行制订时要有意识地吸收不同的代表参与进来。
    我想这次教育部规划纲要的制订前后已经给大家作出了一个示范，尽管从参与的角度来看还不是特别深度的参与，但是我觉得它在前前后后都已经做的跟原来有大不同，所以媒体说它可能是中国教育决策模式的一次转机，这种转机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使命感背景下的积极的倡导，更多的是社会环境的变迁给中国教育系统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我想说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而是必须这样。